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与货币政策

保罗萨缪尔森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现实世界的敏锐的观察家。他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如此敏锐,以至于他在其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也许比当前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接近事实。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我认为,公平地说,到了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信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断,即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阻止了大萧条。在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困境进行深入思考之后,我们当中有些人便开始怀疑起这一论断了;但直到2002年,本伯南克才代表美联储宣布:“你们说得对。我们过去这样做过。不过谢谢你们,我们不会再这样做了。”

以下是保罗 萨缪尔森在其1948年版的教科书的第353-354页中所作的论述:

如今,很少有经济学家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当成是控制商业周期的万能灵药。纯粹的货币因素被认为是与起因一样重要的征兆,尽管存在严重影响的征兆不应该完全被忽略。

储备银行能够通过提高他们的政府债券和贷款数量,并降低会员银行的法定准备金要求,来刺激货币供应和银行存款的增长。

就在我们希望储备政策能够最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各会员银行却很可能会害怕购买新的投资物或发放贷款。

如果储备当局在公开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从而使得银行储备膨胀,银行将不会把这些资金投入运作,而仅仅只是持有这些储备。

其结果是:这只不过是银行闲置现金的资产负债表上对旧的政府债券的一个替代品。如果银行和公众对收益率已经非常低的金边债券和闲置现金的态度十分冷漠,那么储备当局甚至连抬高旧的政府债券价格的做法都可能不会成功;同样,储备当局降低利率的做法也可能不会成功。

即使当局应该成功地压低短期利率,他们也可能会发现,在长期利率将要保持低水平时,要说服投资者是不可能的。如果通过超人的努力,他们的确把高级别的政府和私人金边证券的利率降低了,那么,由抵押或商业贷款或股市融资提供资金的风险较高的新投资的利率则可能会保持黏性。换句话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使实际利率降低太多,而很可能只是使大家的流动性增强。

根据货币数量理论,我们可以说,货币流通速度不会保持不变。“牛不喝水莫按头。” 你能够强行把货币投入到金融系统去换取政府债券——最接近货币的替代品;但你不能使货币流通背离新产品和新的就业机会。你能够降低某些利率,但不能把它们完全降低到同样的程度。你能够用较低的借款利率去诱惑商人,但你不能让他们把借款用于新的投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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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量化宽松下的“高债务-低利率螺旋”

“政府高债务-央行低利率螺旋”是西方国家将“量化宽松”作为一种主流的经济危机拯救措施之后形成的一种经济现象,这种现象是指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政府高负债和央行低利率的情形,这两种现象相伴而生,相互影响,相互增强,正日益将西方经济导向非常危险的局面。

量化宽松、零利率虽然是拯救经济危机的权宜之策,但是却因为政府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即将变为一种长期政策。量化宽松是一种货币学派的主张,源于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的理论。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直升机撒钱”的概念,弗里德曼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一架直升机飞过社区上空时撒下美元钞票,这些钱被居民捡走,他们将此视为意外之财并进行消费,带来实际产出增加,从而助推经济增长。“直升机撒钱”由此得名。

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为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完美的实践机会,虽然在此之前量化宽松也被日本实践过。然而经过日美两国的实践,量化宽松的效果并不佳。笔者曾将货币分为发行货币和运行货币两种,大萧条期间美国货币的下降也并非发行货币的不翼而飞,而是运行货币的减少,量化宽松其实就是要通过发行货币的无限供应从而保持运行货币的充裕。

然而量化宽松并没有带来运行货币的增加,反而助长了政府债务的增加,因为政府会趁着极低的利率多借债。量化宽松的主要是手段是美联储从市场上购买债券,但却没有对购债行为进行明确规范。

量化宽松的低利率是政府扩大债务的最大助力因素,在低利率环境下,政府债务虽然在扩大,但需要付出的利息却增加不多,政府债务赤字化成为了量化宽松的必然结果,而政府债务又会反过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在高额政府债务的压迫下,政府不会放任美联储加息。美国财政已经不能承受加息之重,只有极低的利率才能保障政府的债务不会,因此,在美国,“政府高债务-央行利低率螺旋”已经形成,而且螺旋是单向运动的,只能朝着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央行利率越来越低的方向发展,短期内难以走出去。因为要走出这种困境,需要政府主动缩减债务,这是很难的,而央行通过提高利率迫使政府缩减债务同样也非常困难,最后的结果就是央行利率被政府债务锁定,既央行利率长期被锁定在零利率边缘。“政府高债务-央行低利率螺旋”已经成为实行量化宽松的国家必然面对的一个经济“死结”。

市场经济是存在一个货币的“自然利率”的,“政府高债务-央行利率低螺旋”会将市场利率长期置于自然利率之下,导致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的长期偏离,将金融市场的“利率扭曲”长期化。按照传统的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这种扭曲是好事,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与繁荣,而货币学派之所以主张经济危机时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也是基于上述观点。而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长期的低利率并不会带来经济的繁荣,而是经济的萧条,量化宽松的作用仅仅是对短期补偿市场流动性有利,但从长期来看,却对货币的“信用创造”不利。关于这一点,笔者是通过将“激励相容”的概念引入到货币理论中进行论证的,因为央行宽松的货币必须通过金融机构才可以到达实体经济,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融资是与高利率激励相容的,从事投融资的金融机构是靠“利差”生存的,零利率会摧毁金融机构,导致金融机构不能有效地为实体经济输血,量化宽松最终也会因为与金融机构的激励不相容而遭遇失败,毕竟无论是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学说还是货币学派的“直升机撒钱”理论都是建立在“央行-经济”二元结构模型之上,而现实经济却是“央行-金融机构-实体经济”三元模型,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将金融机构的利益考虑在内才会成功,“甩开中间商”的生意是做不成的。

“量化宽松”最为人诟病的大通胀其实一直没有出现,日本经济一直难以走出通缩,美国前一轮量化宽松也没有引起通胀,本次部分经济体量化宽松虽然带来了通胀,但更多是供应链因素所致,这是因为量化宽松增加的只是“发行货币”,但因为低利率与金融机构不能激励相容,金融体系内的“货币信用创造”过程难以展开,“运行货币”的数量并不能与“发行货币”同比例增加,所以量化宽松并不必然导致大通胀,毕竟通胀是否出现主要是由实体经济体系内的“运行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这也是凸显了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弊端。

当“量化宽松”实质沦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后,美国经济理论界又迎来了“现代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央行应该直接拨款给政府,而不必经过发债、购债等环节,至于央行直接给政府拨款要不要利息,现代货币理论并没有明说。如果需要利息,仅仅是解决了债务违约问题,“政府高债务-央行低利率螺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央行不要政府利息倒是可以成为破除“政府高债务-央行低利率螺旋”的一种可能,而问题是现代货币理论所主张的央行直接给政府拨款也是不能无限使用的,只能以每年基础货币的自然增量为限度。但基础货币的数量要比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量小得多,基础货币的自然增量因此也远远小于政府对赤字需求,所以央行给政府直接拨款的空间十分有限,如果过度使用,就存在滥发货币的可能。现代货币理论是很难通过现有的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体系的,因此可以断定美国等国家未来的经济调控政策还将长期在现有的量化宽松框架下进行,因此“政府高债务-央行低利率螺旋”会也必将在这些国家长期存在下去,其危害或将一步步暴露出来。(中新经纬APP)

font color=008000[书摘]font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至高无上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带来了滞涨,即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于是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用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用市场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藏富于民,让人们更敢于消费,藏富于企业,让企业更便于生产,从而使经济实实在在地发展。弗里德曼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旗手。

使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名声大噪,使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背景是长期的、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旨在解决失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或交替上升。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全新的说明,恢复了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拉弗等则从供给学派的角度做了自己的说明,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垂青。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方面的成就,并且由于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而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一位经济学家直接地和间接地,不仅对科学研究的方向,而且对实际政策有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很少见的。”对于弗里德曼的获奖,一位叫多兰的学者曾经评价道:“几乎没有人感到惊奇。主要的惊异之处倒是这位有创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竟然排队等了这么长时间。”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2006年11月16日逝世。在他一岁时,他的家迁到了离纽约约20英里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的母亲经营一家小“干货”店,而他的父亲则从事一系列大多数赔钱的买卖。1932年,他在一所较小的私立大学路特吉斯大学学习,专修数学,但他同时却对经济学颇感兴趣,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他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最终从芝加哥大学退休。

弗里德曼逝世后,弗里德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米尔顿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酷爱影响了无数人。他的著作和思想曾改变了美国总统、世界领导人、企业家和大批学生的想法。”作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弗里德曼始终主张个人自由高于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产生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盛行于整个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以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凯恩斯革命”。弗里德曼则针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实践的负面效应,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革命,即“货币主义的对抗革命”,试图以此取代凯恩斯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使之成为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主流。

菲利普斯曲线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1958年发表在《经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一种现象,是菲利普斯以英国近一个世纪(1861—1957年)的经济数据为依据的一个纯粹统计学方面的看法,即失业率和工资变化速度(也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成反方向变化,因而可以互相替代。具体地讲,即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时,失业率就会下降;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率就会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出现就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政策管理者。究其原因,一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内容符合战后的实际;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简单的互换,达到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所向往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均衡和组合。于是,人们似乎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经济了:当失业率超过某种警戒线时,就增加一点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太高时,就增加一点失业率。这就像我家乡的一句俗话:面多添水,水多加面——一件多么美妙而简单的事情!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是这样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换比例慢慢变化,要换取较小程度的失业率,需要比以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换言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如果4%的失业率伴随着2%~3%的通货膨胀率,那么10年以后,同样是4%的失业率却意味着5%~6%的通货膨胀率。而要恢复2%~3%的年物价上涨率,需要6%~7%的失业率。这就是“滞胀”,即生产停滞加通货膨胀。换言之,预期的通货膨胀未能推进预期的经济发展,从而未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于1976年9月28日在工党大会的一次讲演中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的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从研究和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的现象开始,这是因为菲利普斯曲线虽然产生在凯恩斯思想之后,但就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思想来说,却是凯恩斯经济学分析的灵魂:凯恩斯就是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政策,以解决失业问题。为此,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程度如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枢纽性概念,即自然失业率。

什么是自然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可以理解为在正常经济运行中不可抗拒的、作为经济健康运行的润滑剂的失业率,经济越是进步,人们越是崇尚和追求闲暇,自然失业率就会越高。

1997年12月,弗里德曼在诺贝尔奖领奖时的演讲中指出,根据他的考察,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在明显上升。他认为有两大原因:“第一,妇女、十几岁的少年和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已成为劳动力的渐增部分。在就业中,这些人比其他工人流动性更大,进出劳动市场,较频繁地在各种工作岗位之间转移。结果,他们趋向于经历较高的平衡失业率。第二,较多类别的工人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和对失业人员的其他帮助形式,并且在期限和金额上都已变

得更加慷慨。失去工作的工人寻找其他工作的压力减少了,将趋向于等待更长的时间,希望被召回到他们以前的岗位就业,这个希望一般能够实现,并且对他们考虑的可选择的工作能够更加挑剔。”我以为除了这两条以外,还应当再补充一条,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货币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钱对人们的边际效用则呈现递减的趋势,人们将更推崇和追求闲暇及自由,这样的选择也必然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这多少有点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的表现,中国目前所谓的假日经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3.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而产生的轮番加价,通货膨胀不仅没有消除自然失业率,而且导致了滞胀

为什么会出现滞胀?弗里德曼是用理性预期说明的。其实,当初凯恩斯也是用预期去说明危机的,所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少信心,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因而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投资,并由此导致了萧条。而弗里德曼在谈到预期时则认为,当物价上涨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轮番加价,以至最终导致滞胀。他说:“在预期膨胀率为每年20%时,长期工资合同会在每年提供一个工资标准,它相对于零膨胀工资会上升到恰好是每年的20%;长期贷款利率会负担比零膨胀率高20%的利息率,或者本金一年会提高20%,以此类推——等于将一切合同附上充分的指数。”这样一来,自然失业率当然不会消失,而欲以此法解决失业,其结果必然是滞胀。

人们的预期如此,但凯恩斯讨论的前提却是一个不变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这是弗里德曼认为导致凯恩斯理论的错误所在。他批评道:“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后果是接受一个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和一个接近刚性的绝对物价水平,作为分析短期经济变动的出发点。”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由于人们的预期而变动。

凯恩斯分析的暗含前提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弗氏却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即此消彼长的阶段,凯恩斯仅看到了这种现象。第二阶段,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由于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的过程调整了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不存在了。无论通货膨胀有多高,失业率都不变,成为难以消灭的“硬核”。第三个阶段,假定政府实行错误的干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受到干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变成相互加剧的关系。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最初阶段(短时间内),由于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减少了失业。然而到了第二阶段(长期),事情又恢复到了老样子。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经济恢复到了先前的就业平衡,但是工资和物价却比以前更高了。弗氏的结论是:在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却会消失,那时就业水平就与通货膨胀没有关系了,再要实行扩张政策,结果只能是滞胀。

现在看来用理性预期去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及相关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何以导致滞胀是很有魅力的,或者说是很成功的,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这一判断的证明。

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对合理预期的贡献,而卢卡斯为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供的自传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弗里德曼那令人激动、令人盼望的课程,以及弗氏对他后来人生、事业发展的影响。从弗氏获奖到卢卡斯获奖其间19年。19年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卢卡斯的公告中指出,卢卡斯对理性预期的开发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特别是解释了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左的现象。“卢卡斯使用理性预期的概念说明允许通货膨胀上升肯定不能使就业永久增加。”

卢卡斯与弗里德曼用同样的道理解释了滞胀。卢卡斯的结论是要用结构性措施补救高失业和低就业。

基于以上的观点,弗里德曼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看法,既不同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看法,也不同于凯恩斯的经济萧条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看法,而是认为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美联储在操纵货币总量的目标方面犯了错误,因而把当时的衰退变成了萧条。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是:“假如要把经济活动动荡的规模及频繁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那就必须首先使社会具有可靠的货币本位。要使就业不受波动的影响,首先要通过健全地管理货币发行结构来保护经济不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而不能通过全面控制需求来有意识地纠正这种波动。”说白了,就是在弗里德曼看来,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例如,通货膨胀每年都递增20%左右,国家不进行干涉,20%的通货膨胀率完全可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今年是10%,后年又变成了30%,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因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增加4%~5%。于是,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即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理论在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从哲学层面和体制层面来看,弗里德曼绝对是一个坚定的古典自由哲学的倡导者——一个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社会的倡导者。这一点很像斯密,但又不完全像斯密,因为他也主张政府控制,只是政府控制的对象和任务是保证稳定的货币流通量。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是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结果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错失了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和严重的通胀压力,损挫了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功能。弗里德曼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只是一个交换媒介,靠多发货币刺激会造成无穷的消极后果。威廉·配第曾经指出,货币就像人身上的脂肪,太少了不行,太多了也不行。配第此论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我们需要的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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