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color=008000[书摘]font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至高无上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带来了滞涨,即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于是引发了凯恩斯革命之革命。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主张用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用市场机制维持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藏富于民,让人们更敢于消费,藏富于企业,让企业更便于生产,从而使经济实实在在地发展。弗里德曼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旗手。

使美国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名声大噪,使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最迅速地施展了政治影响的经济学家”的背景是长期的、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旨在解决失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存或交替上升。弗里德曼的贡献在于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全新的说明,恢复了货币政策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拉弗等则从供给学派的角度做了自己的说明,并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垂青。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方面的成就,并且由于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而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一位经济学家直接地和间接地,不仅对科学研究的方向,而且对实际政策有如此大的影响,这是很少见的。”对于弗里德曼的获奖,一位叫多兰的学者曾经评价道:“几乎没有人感到惊奇。主要的惊异之处倒是这位有创见、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竟然排队等了这么长时间。”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2006年11月16日逝世。在他一岁时,他的家迁到了离纽约约20英里的一个小镇。在那里,他的母亲经营一家小“干货”店,而他的父亲则从事一系列大多数赔钱的买卖。1932年,他在一所较小的私立大学路特吉斯大学学习,专修数学,但他同时却对经济学颇感兴趣,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生。他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最终从芝加哥大学退休。

弗里德曼逝世后,弗里德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米尔顿对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酷爱影响了无数人。他的著作和思想曾改变了美国总统、世界领导人、企业家和大批学生的想法。”作为亚当·斯密的信徒,弗里德曼始终主张个人自由高于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论战中产生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争,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盛行于整个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以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掀起了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凯恩斯革命”。弗里德曼则针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实践的负面效应,掀起了一场针锋相对的革命,即“货币主义的对抗革命”,试图以此取代凯恩斯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使之成为宏观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主流。

菲利普斯曲线是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1958年发表在《经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描述的一种现象,是菲利普斯以英国近一个世纪(1861—1957年)的经济数据为依据的一个纯粹统计学方面的看法,即失业率和工资变化速度(也可以理解为通货膨胀)成反方向变化,因而可以互相替代。具体地讲,即通货膨胀速度加快时,失业率就会下降;通货膨胀速度放慢时,失业率就会上升。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一经出现就被广泛接受,特别是政策管理者。究其原因,一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内容符合战后的实际;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进行简单的互换,达到人们、特别是政治家所向往的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均衡和组合。于是,人们似乎可以游刃有余地驾驭经济了:当失业率超过某种警戒线时,就增加一点通货膨胀;当通货膨胀太高时,就增加一点失业率。这就像我家乡的一句俗话:面多添水,水多加面——一件多么美妙而简单的事情!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是这样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互换比例慢慢变化,要换取较小程度的失业率,需要比以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换言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如果4%的失业率伴随着2%~3%的通货膨胀率,那么10年以后,同样是4%的失业率却意味着5%~6%的通货膨胀率。而要恢复2%~3%的年物价上涨率,需要6%~7%的失业率。这就是“滞胀”,即生产停滞加通货膨胀。换言之,预期的通货膨胀未能推进预期的经济发展,从而未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于1976年9月28日在工党大会的一次讲演中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的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

弗里德曼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从研究和解释菲利普斯曲线不能解释的现象开始,这是因为菲利普斯曲线虽然产生在凯恩斯思想之后,但就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思想来说,却是凯恩斯经济学分析的灵魂:凯恩斯就是要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通货膨胀政策,以解决失业问题。为此,弗里德曼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程度如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枢纽性概念,即自然失业率。

什么是自然失业率?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也可以理解为在正常经济运行中不可抗拒的、作为经济健康运行的润滑剂的失业率,经济越是进步,人们越是崇尚和追求闲暇,自然失业率就会越高。

1997年12月,弗里德曼在诺贝尔奖领奖时的演讲中指出,根据他的考察,美国的自然失业率在明显上升。他认为有两大原因:“第一,妇女、十几岁的少年和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已成为劳动力的渐增部分。在就业中,这些人比其他工人流动性更大,进出劳动市场,较频繁地在各种工作岗位之间转移。结果,他们趋向于经历较高的平衡失业率。第二,较多类别的工人可以享受失业保险和对失业人员的其他帮助形式,并且在期限和金额上都已变

得更加慷慨。失去工作的工人寻找其他工作的压力减少了,将趋向于等待更长的时间,希望被召回到他们以前的岗位就业,这个希望一般能够实现,并且对他们考虑的可选择的工作能够更加挑剔。”我以为除了这两条以外,还应当再补充一条,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货币收入达到一定程度以后,钱对人们的边际效用则呈现递减的趋势,人们将更推崇和追求闲暇及自由,这样的选择也必然导致自然失业率的提高。这多少有点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的表现,中国目前所谓的假日经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3.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而产生的轮番加价,通货膨胀不仅没有消除自然失业率,而且导致了滞胀

为什么会出现滞胀?弗里德曼是用理性预期说明的。其实,当初凯恩斯也是用预期去说明危机的,所不同的是凯恩斯认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缺少信心,预期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因而不愿意消费,不愿意投资,并由此导致了萧条。而弗里德曼在谈到预期时则认为,当物价上涨时,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会轮番加价,以至最终导致滞胀。他说:“在预期膨胀率为每年20%时,长期工资合同会在每年提供一个工资标准,它相对于零膨胀工资会上升到恰好是每年的20%;长期贷款利率会负担比零膨胀率高20%的利息率,或者本金一年会提高20%,以此类推——等于将一切合同附上充分的指数。”这样一来,自然失业率当然不会消失,而欲以此法解决失业,其结果必然是滞胀。

人们的预期如此,但凯恩斯讨论的前提却是一个不变的工资水平和物价水平——这是弗里德曼认为导致凯恩斯理论的错误所在。他批评道:“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的一个后果是接受一个刚性的绝对工资水平,和一个接近刚性的绝对物价水平,作为分析短期经济变动的出发点。”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由于人们的预期而变动。

凯恩斯分析的暗含前提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而弗氏却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有三种情况,或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即此消彼长的阶段,凯恩斯仅看到了这种现象。第二阶段,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由于人们已经根据通货膨胀的过程调整了自己的预期,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不存在了。无论通货膨胀有多高,失业率都不变,成为难以消灭的“硬核”。第三个阶段,假定政府实行错误的干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受到干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变成相互加剧的关系。于是,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最初阶段(短时间内),由于政府的扩张性政策,减少了失业。然而到了第二阶段(长期),事情又恢复到了老样子。不过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经济恢复到了先前的就业平衡,但是工资和物价却比以前更高了。弗氏的结论是:在短期内,失业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是成反比的,具有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关系却会消失,那时就业水平就与通货膨胀没有关系了,再要实行扩张政策,结果只能是滞胀。

现在看来用理性预期去解释凯恩斯经济学及相关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何以导致滞胀是很有魅力的,或者说是很成功的,1995年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这一判断的证明。

有意思的是弗里德曼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对合理预期的贡献,而卢卡斯为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提供的自传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弗里德曼那令人激动、令人盼望的课程,以及弗氏对他后来人生、事业发展的影响。从弗氏获奖到卢卡斯获奖其间19年。19年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把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卢卡斯的公告中指出,卢卡斯对理性预期的开发和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特别是解释了与菲利普斯曲线相左的现象。“卢卡斯使用理性预期的概念说明允许通货膨胀上升肯定不能使就业永久增加。”

卢卡斯与弗里德曼用同样的道理解释了滞胀。卢卡斯的结论是要用结构性措施补救高失业和低就业。

基于以上的观点,弗里德曼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看法,既不同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看法,也不同于凯恩斯的经济萧条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看法,而是认为是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美联储在操纵货币总量的目标方面犯了错误,因而把当时的衰退变成了萧条。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是:“假如要把经济活动动荡的规模及频繁程度减少到最低限度,那就必须首先使社会具有可靠的货币本位。要使就业不受波动的影响,首先要通过健全地管理货币发行结构来保护经济不受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而不能通过全面控制需求来有意识地纠正这种波动。”说白了,就是在弗里德曼看来,影响就业的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例如,通货膨胀每年都递增20%左右,国家不进行干涉,20%的通货膨胀率完全可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今年是10%,后年又变成了30%,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因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例如每年增加4%~5%。于是,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即商品的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理论在新的形势下被赋予了新的内容。

从哲学层面和体制层面来看,弗里德曼绝对是一个坚定的古典自由哲学的倡导者——一个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社会的倡导者。这一点很像斯密,但又不完全像斯密,因为他也主张政府控制,只是政府控制的对象和任务是保证稳定的货币流通量。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曾经使不少国家成功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理论付诸实施,奉行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政策;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日本等被认为“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是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面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危机,我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其结果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错失了淘汰落后产能、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形成了大量的地方债和严重的通胀压力,损挫了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功能。弗里德曼的理论告诉我们一定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只是一个交换媒介,靠多发货币刺激会造成无穷的消极后果。威廉·配第曾经指出,货币就像人身上的脂肪,太少了不行,太多了也不行。配第此论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我们需要的是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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